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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甘肃书法】庙堂之气 金声玉振
文章来源:中国书法网shufa.com   【 】   时间:201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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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缵宗(1480年-1560年),字孝思,号可泉、鸟鼠山人。明巩昌府秦安县(今天水秦安)人。胡缵宗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祖父、父亲两代为官,胡家家境殷实,为当地望族。胡缵宗有过目不忘的天赋,少年时随父游于京师,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很快便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胡缵宗殿试策对拟为一甲,因权宰私庇其子,遂置胡缵宗为三甲一名。李东阳惜其才,特奏:“请允同一甲传胪,授翰林院检讨,后不为例。”(清·张廷玉等《明史》)胡缵宗初任传胪授翰林院检讨,后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参与编纂《孝宗实录》。在京都期间,曾先后受知于杨一清、李东阳等人,并结识了一批知名的学友和诗友。后补四川嘉定州判官二载,继升潼川州知州,39岁时升南京户部湖广司员外郎,40岁升任直隶安庆府(今安徽安庆)知府。当时安庆经宁王朱宸濠兵乱之灾,民众多逃离,经济破坏严重,胡缵宗“抚绥安辑,民以大苏”,深受百姓爱戴。继又调任苏州府(今江苏苏州)知府。在苏州4年,因其“廉洁辨治,名与况钟颉颃”,故被封为“中宪大夫”。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升任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后调浙江、山西布政使司左参政,同样“所至能称职”,成绩卓著。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调任河南左布政使,同年12月,升任山东巡抚右副都御史,嘉靖十七年(1538年)调总理河道,嘉靖十八年(1539年)调任河南巡抚右副都御史,后又任河南巡抚,因官署失火烧毁符敕而被免职。从此,胡缵宗结束了仕途生涯,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病逝于家中。

  二

  胡缵宗作为一名熟读儒家经典的官员,为官每到一处对教育和文化极其重视。在安庆府任职期间,加强原有府学和县学之外,还先后恢复和新建了近思书院、二良书院、山谷书院、青阳书院、桐溪书院、皖山书院、太白书院等,并且在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名宦祠、乡贤祠、忠烈祠,同时禁止“师巫邪惑和僧道之斋醮,以正人心,敦风化”(清《苏州府志》)。在苏州城西重建学道书院,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胡缵宗在方志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是明朝修志历史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撰志书多为名志,成为后世修志的典范。胡缵宗非常重视重刻书籍,最著名的是重新刊刻唐代欧阳询编纂的《艺文类聚》,明马汝骥的《西式玄虚集》十卷,明高棅的《批点唐诗正声》二十二卷等。

  胡缵宗一生著述甚丰,有《仪礼郑注附逸礼》二十五卷、《春秋本义》十二卷、《拟古乐府》二卷、《鸟鼠山人集》十八卷、《胡氏诗识》三卷、《安庆府志》三十一卷、《秦州志》三十卷、《巩郡志》三十卷、《汉中府志》十卷、《愿学编》二卷、《雍音》四卷等。

  三

  胡缵宗不仅文学造诣很高,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足迹所到之处都留有书作,但历史文献中关于胡缵宗书法渊源和书学思想的记载很少,通过文献记载来了解其书法取法渊源和书学思想十分困难,只能通过流传的作品对其书法渊源和书风做一分析。

  胡缵宗在《题颜真卿麻姑碑》的跋文中对颜体十分推崇,“鲁公之书,充溢宇宙者多矣……自唐至于今,不知几千百载矣,而鲁公之刻,大者小者新者旧者,相望而出,相宝而传,有与日月相照耀,岂以其书端自有不可泯者在邪。拟以其人,本自有不可磨者在邪。”这件题跋以一种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唐代书法,已经跳出了明初期书法独尊赵孟頫的窠臼,完全摆脱了“台阁体”书风的影响。胡缵宗被颜鲁公书法的正大气象所感染,传世的一些胡缵宗的匾额榜书就取法颜鲁公。如山东曲阜孔庙正面第一坊“金聲玉振”巨匾、天水伏羲庙的“与天地凖”匾、秦安兴国寺“般若”匾额和镇江焦山的“海不扬波”榜书。“与天地凖”四字则古朴刚劲,“地”字右部下沉,突出竖笔画,上部留出空白,很好地消解了左右两字上部茂密带来的压抑。“凖”字最后竖笔略微向左,形成向右压之势,与“地”字向左冲之势合为一体,在矛盾中求得了整体的平衡。“般若”二字有《大唐中兴颂摩崖》的厚重大气之美,两字一气呵成,行笔中的飞白增加了作品的灵动之感,一股浩然之气扑面而来。从“金聲玉振”更能感受到《颜氏家庙碑》的精髓。《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刊立,是颜真卿楷书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件作品,其用笔雄壮如椽,结体顶天立地,险中求稳,失之毫厘便会体势崩溃,往往在一点或笔画的变化中化险为夷,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胡缵宗的“金聲玉振”四字用笔浑厚健美,结体险中求稳,其笔法、结体皆得《颜氏家庙碑》要旨,“振”“金”两字以取平稳,“聲”字中“耳”字并未按照常规放在中间来支撑上面部分,而是向右与声字“撇”画拉开距离,如果距离再大一点,整个字则会解体,如果距离再小些,也不会增强字的险势,这种高超的结体本领,除颜鲁公,只有此人了。“玉”字三横长度基本相同,取势也显得平稳,“玉”字最后一点如何处理十分关键,虽为一点而重似千斤,如按常规,这一点应在第二横画与末笔横画的右上方之间,而胡缵宗将其放在第二笔的末尾,使原本显得平稳的“玉”字瞬间生机盎然。纵观胡缵宗榜,将颜体楷书大字发挥到极致。元明两代书法家,虽然皆强调晋唐一体的取法观念,但实际上对唐人的取法并未落实在创作上,有成就者凤毛麟角,即使明中后期书法摆脱了“台阁体”和程朱理学的阴影,走出了赵孟頫的窠臼,形成了魏晋、唐宋一体的取法观念,但考察整个明代中后期的书法,几乎没有直接取法于唐代的书法家,而胡缵宗楷书取法于颜真卿就显得意义特别突出。他取法颜体并不像大多数人将注意力放在《多宝塔》《麻姑仙坛记》上,而是着眼于《颜氏家庙碑》《东方先生画赞碑》等,将颜体楷书以榜书形式推向了艺术的高峰,在元明两朝中,对颜楷的继承和发展上难有出其右者。

  胡缵宗的行、草书主要取法魏晋和唐,其书法又受吴门书风的影响。胡缵宗到苏州后,与当时苏州的文人、书法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文征明、祝枝山、顾磷多有诗书往来。胡缵宗、文征明两人的友谊长达40年之久。胡缵宗到苏州上任不久,唐寅这位才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胡缵宗对此十分惋惜。唐寅之弟唐申在桃花庵为唐寅墓立碑,特请胡缵宗书写墓碑,胡缵宗欣然接受,在碑文中表达了对这位才子的敬慕之意。王宠兄弟虽是生员,但胡缵宗十分器重,引为知己。王宠英年早逝,死后所出王宠诗集的序由胡缵宗所写。他与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徐祯卿关系也极为密切,二人互赠的诗文很多。可以看出胡缵宗在苏州任职期间,与苏州的主要文人、书法家十分友好,其书风受到吴门书法的极大影响。

  胡缵宗所书的这件题跋笔力清劲古雅,观之如一泉清流直沁人心脾。这件作品已无明代前期书风的流弊,直追魏晋,其艺术水平不亚于吴门诸家。《刻艺文类聚序》和《行书手札》用笔明快,温润秀劲,法度谨然而意态生动,流露出温文儒雅之气,颇具晋唐书法之风韵。

  位于苏州虎丘,胡缵宗篆书所书的“千人座”三字端庄工稳,刚劲有力,与旁边李阳冰所书“生公讲台”相比,毫无逊色之处,深得二李篆书之精要。

  胡缵宗书法与吴门书法相比,在取法和艺术水平上属于同一体系,已经跳出明初“台阁体”书法窠臼,形成魏晋、唐宋一体的取法观念,尤其胡缵宗的榜书在整个明代书法史上是一个典型,其意义显得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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