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创变的“问题意识”    
     

前言

采访时间:2012年2月

采访人:宋涛(荣宝斋出版社编辑)

采访地点:北京中央党校附近茶社

现代性问题还是把书法作为一个艺术创作去看待,考虑到了书法本体的一些问题,虽然同时可能会忽略一些原来关注的传统文化的韵味,但它是要找到一个纯粹的形式。书法受到了很多社会因素的牵制,就不那么纯粹,表现在创作形式上还是以“惯性书写”居多,这种“惯性书写”的力量相当强大,但那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因为艺术创作要反惯性,每幅作品之间不能重复。

在书法创变的过程中,如果能有那么一批人,顺着书法本体的路子去探索,把现代性的走向再继续下去,它不仅对书法的现代生存有好处,同时对传统也是一种尊重。如果按照一个路子走的话,不利于艺术的发展,艺术的发展强调个性化的探索。如果大家都有独特的思考,根据当前社会状况的变化,找到一条与古不同或较大不同的道路,那么才能对艺术史有一种贡献。

古代的书法大家都是有着特殊身份、有着综合社会影响的一批人,如魏晋的书法家多为名士,唐代的多是官僚,宋代的多是大文人,元代的多是画家,明清的多为考古学者。

艺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最终的目的不应是单单获得金钱或地位,而是让人的心灵得到一种净化,让人活的更崇高。看了优秀艺术作品,不高兴的时候能高兴起来,高兴的时候能冷静一些。艺术作品是能够补充心灵需求的东西,它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感,有了这种超越感,人就活的崇高,太功利太现实不会产生崇高。

——刘宗超

刘宗超

刘宗超,山东泰安人。艺术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精英班成员,中国文联特约评论员。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生导师。为全国第九届书学讨论会评委,全国第五届、第八届刻字艺术展评委,全国第三届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评委,全国大学生迎奥运书法大赛评委。中国书法刻字艺术官方网执行总编。曾为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书道部客座教授。长期在高校从事书法艺术的教育、创作与研究工作及美术史教研工作,形成了以“近现代书法”和“汉代美术”为主的研究方向。曾获全国第七届、第九届书法篆刻展论坛一等奖,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提名,中国书协中青年学术精英提名。近年出版学术专著《中国书法现代史》、《中国书法现代创变理路之反思》、《新中国书法60年》、《汉代造型艺术及其精神》、《画像石艺术——砖石精神》等多部。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展览,举办过个人书法展。

 

    刘宗超

 
 
  采访实录    
     

宋涛:在四年前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览论坛中,刘老师的论文《书法创变的“现代性”》获奖,之后论文中提到的一些书法创变的问题也在《中国书法》等报刊和一些学术研
讨会中发表。其中刘老师提到书法创变的“现代性”不彻底,有些遗憾,您觉得这个“不彻底”主要是在哪方面?

刘宗超:我认为这个“不彻底”是书法艺术的现代化走向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推进下去,书法创变还没有真正找到属于现代社会的相应形式。30年来的书法创变大致经过了“

狂飙突进”、“回归传统”、“重温经典”三个阶段,还没有创造出新的经典。书法展览中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只是书法艺术的作品形式,对书法本身来说只是个表象。书法为什么一定要变?重复经典不也很好吗?有朋友经常问这样的问题。是的,书法有深厚的传统,重复经典已经不容易了,但是,书法要永葆青春,就应该有一部分探索者知难而进,解决当代书法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
时代发展到今天,书法面临着几个变化,我将之概括为三个“三级跳”。从工具上看,由毛笔到硬笔再到键盘是一个“三级跳”。毛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慢慢地退出实用书写领域,被硬笔取代,这对书法的发展是相当关键的一个挑战。人们使用毛笔写字的机会少了,意味着书法和百姓日常生活的距离慢慢拉大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脑渐入寻常百姓家,大家连硬笔字也懒得写了,通过电脑、手机键盘的输入,网络迅速就把信息传达出去了。有人称之为“无纸化”交流时代。使用毛笔写字的人就更少了。为了书法的传承发展,大家在学校开设书法课,在高等院校等教学机构开办了书法专业。但是书法的专业化实际上意味着书法群众基础的丢失,原来中国人拿着毛笔日常书写的时候,很多人是了解书法的,使用硬笔和键盘之后,好多人就不能从事毛笔书写,书法和生活和时代的距离日益扩大了。于是,专门的一批人做出书法(我们现在称之为“书法艺术作品”)给百姓看。
再一个变化是语言,由文言文到白话文再到网络语言,也是一个“三级跳”。古代人们用毛笔书写文言文、古诗词,这种语言的表达习惯是水乳交融的,是自然而然的。他们自己可以做诗,然后用毛笔日常化地书写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书法作品。一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再用毛笔书写就有些不对劲儿了。书法家是写白话文还是写文言文?是写自己的诗还是写别人的诗?写自己的诗有很多人作不了诗,写白话文又感觉气息不对,毕竟文言文和古诗是中国语言最精华的表现方式。近年来,外语和网络语言对人们的实用冲击很大,民族语言的纯洁性都成了问题。这样,语言对书法创变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现在的书法展览那么多人,都去写古诗,最多找个生僻点的古诗抄写一番,所以就保守地停留在“古人语言圈子”里面吧。再有一个是文字变革。从繁体字到简化字再到拼音文字的冲击,又是一个“三级跳”。文字变革发生过好多次,从鸦片战争以后文字改革的就更频繁急迫了。由繁体字到简体字,如今百姓能识读繁体字的实在太少了!更不用说使用了。古代书法家不由自主的推进了汉字变革,而当代书家则查查各体字典再书写创作罢了!如果使用外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如果汉字真正拼音化了,中国书法、中国文化也就要进博物馆了!但是,文字的种种变革在当代书法展览里面没有得到体现。在中国文字博物馆的一个名家展座谈会上,我谈到文字博物馆里面应该围绕文字和书法的关系做一些工作,能反映出它们的时代性。比如说专门搞一个简化字书法比赛,让有影响的书法家写简化字。如果真正能让百姓喜闻乐见,又感觉到有很深的传统底蕴,那书法和时代的关系就拉近了一层。
工具的变化,语言的变化,文字改革的变化,实际上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挑战,这些问题一直没解决。这些变化是物质上的,还有一个变化是精神上的,即原来儒家“志于道,游于艺”的思想的变化。如果把艺术看得太专业了,儒家观点就认为是舍本逐末了。传统中国书画不要求太专业,太专业了感觉阻碍了对“道”的认识。当代一美学家曾说,中国艺术是文人幽怨的艺术。文人不得意的时候通过艺术的方式来消遣来发泄郁闷,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就是文人比较雅致的艺术,中国艺术的这种境界,是孤寂、高雅、甚至寥落,让人看了以后能打动心性的、比较静寂的一种境界,甚至是不得意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热烈。董其昌就把艺术家分为“行家”和“戾家”,推崇的是文人化的“戾家”,贬低的是专业化的“行家”,他认为行家画觉得太专业,没有另外的意趣了。如果把形式做到顶点之后,文人艺术家实际上是不赞成的。书法其实也有这么一点,总是要讲究一个融通,通过其他形式补足书法本身的一些东西,增加书法的韵味也好,境界也好,最终的目的还是不能忘记“志于道”,艺术只能是“游”,书法是平常生活之“余”,只是为生活服务的。当代中国美术发展到专业化程度的时候,那些寥寥几笔、书写胸中逸气的“文人画”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时代的变化所造成的以上诸多问题,都逼着书法家要考虑在现代社会应该怎么走自己的创变之路。依然故我的重复传统?肯定有一批人这样做,但是这样不能解决这个时代留给书法的各种挑战。可惜的是,真正考虑这些问题的人不多,大家很现实,他们没有认真地完成传统的转型。这个传统的“转型”不单单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拼贴做旧”,或者是在颜色方面的繁杂变化。形式的拼贴组合只是一个外在的,它不是“本体”的东西,无论使用什么颜色,还是用什么样的纸张,除了笔触的部分之外,没有触及到书法本体的核心,包括书写的语句,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表现当下人生活状态的方式。
以往“中青展”里面接受过一些另类的探索作品,还有一些“少字数”、一些抽象式的书写,虽然这些基本上快游离到书法的边沿了,有些甚至不是书法了,如徐冰的“天书”。“天书”是版画而不是书法,但是思考方式很有意思,“天书”作品堵塞了字义,只留下汉字躯壳,且这个躯壳也不是书法,只是书法的一个结构,因为它是通过版画的方式印成的。这些探索应该说都是在观念上考虑到书法的现代转型问题。艺术需要有这样的一批人去探索,哪怕走的过激点,肯定要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来。在1985年以后,到90年代中后期,这中间一段时间一些人雄心勃勃的要找到一种路子,要实现书法的现代化。美术界也那样考虑,无论是在中国画,还是在油画,都在考虑时代性的问题。中国艺术本身的时代特征应该是什么,如何表现当下,如何表现当下人民的思绪、对生活的感悟、对艺术的认识,对书法来说就是如何能通过书法的现代形式表现出来。有点可惜的是,在进入新千年之后,书法的发展应该说是转向传统,转的比较柔和,比较典雅,没有真正实现“现代性”,就又有人套用“当代性”了!

宋涛:遗憾的是大家在面对书法的四个方面的变化问题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没有拿出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解决方式的时候,大幅度地向传统回归了。

刘宗超:传统永远有它的迷人魅力。任何一种新形式产生的同时,秉持传统思想的人肯定要继续去重温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但这个路子相当漫长。如果说大家都这样认为的话,就不用考虑现代性的问题了。现代性问题还是把书法作为一个艺术创作去看待,考虑到了书法本体的一些问题,虽然同时可能会忽略一些原来关注的传统文化的韵味,但它是要找到一个纯粹的形式。书法受到了很多社会因素的牵制,就不那么纯粹,表现在创作形式上还是以“惯性书写”居多,这种“惯性书写”的力量相当强大,但那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因为艺术创作要反惯性,每幅作品之间不能重复。因为书写习惯,一些书法家在不断重复却感觉到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在“不重复”的理念的指引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会有一种独特性。当然对书法创作来说,完全的不重复是不可能的,重复的是书法传统的内核,不重复的是时代与艺术家的个性。这种“适度的重复”还没有很好地实现,路子也还是比较漫长。在书法创变的过程中,如果能有那么一批人,顺着书法本体的路子去探索,把现代性的走向再继续下去,它不仅对书法的现代生存有好处,同时对传统也是一种尊重。如果按照一个路子走的话,不利于艺术的发展,艺术的发展强调个性化的探索。如果大家都有独特的思考,根据当前社会状况的变化,找到一条与古不同或较大不同的道路,那么才能对艺术史有一种贡献。
如果认真考虑书法创变所面临的几个问题的话,就会感觉到不能依然故我。大家应该有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古人那样发展可以,现代人要想做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艺术家,能为书法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探索方案的艺术家,肯定不能依然故我。

宋涛:当代社会的生活节奏非常快,信息量也非常大,在飞机上待一天可能全球都转了过来。但是生活在以农业社会为主的古代中国,人们的各种生活方式是趋于缓慢。现在说大家心态比较浮躁,可能是大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快捷、快餐的快节奏状态之下。发一个邮件,一分钟不到就知道要干什么,一天要接N个电话。但古代通知对方做一件事情,快马加鞭的还要跑上两三天。我们现在每天是8小时工作制,古人一天工作多少时间,有多长时间用于兴趣爱好。这样生活方式的不同,势必造成今人与古人在对待事物上有不同的态度。

刘宗超: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蕴育出的是一种文雅的心性,那种心性跟现代的快节奏是不一样的。

宋涛:所以工业化、信息化的现代也写不出唐诗宋词元曲的感觉。

刘宗超:是的,诗要合辙押韵,它那种悠然漫长的节奏,只能出现在传统农业社会,我们今天叫它“诗性”。现代人受到了西化语言结构的影响,已经不是古人的思维方式,说话的方式也变了。古代的种种不方便受制于自然环境,形成了那种独特的修为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对古人来说是非常难的,他出门的时候看个朋友,或者是出去做一件事情,如果离开的时间长,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所以古人对人生、对友情特别看重。唐代宋之问有诗句曰:“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说的很深刻,说他离开家乡多年,音讯不通,路途艰难,当他再回到家乡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因为这中间书信也断绝往来了,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变化,自己的父母在不在,自己的朋友在不在,自己原来比较繁华的记忆是不是依然存在,他很担惊受怕的,越接近自己以往生活过的范围,越不敢问来人。那种心性实际上是经历了人生、社会磨砺后的独特感悟。
现在手机短信一发,什么事情都知道了,讯息传播迅捷;各种交通工具飞速发达,交通极大方便了。却没有了古人那种心理的距离,没有了古人那种敬畏感。出于对强大自然的敬畏,所以他有那种敬畏感。他对事情,对文字都有一种敬畏感。现代人得到的太容易了,对这些东西都不敬畏了,感觉到理所当然了,也就没有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或者是说人文关怀的浓度不够了,于是创作出来的东西平面化了。网络的出现和交通的便捷消除了物理距离,实际上也就消除了人的心理距离,消除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崇高感就慢慢的被消减。所以现代人看待艺术,看待人生往往都变得很实用很功利。

宋涛:古与今的中国差异非常大,近年来大家对书法创作的展厅现象、浮躁心态都提出了许多批评。反过来思考,现代与古代从书法的角度来说,有哪些进步,可以值得大家继续去开拓发展的。

刘宗超:首先是艺术创作观念的强化。古人在写字的时候,是功到自然成,创作意识并不是太浓厚,“五乖五合”就是这种自由的心态的总结。古代讲“志于道,游于艺”,现代讲艺术要专业化,这是一个变化。古人把书法作为一种书写结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格完善的一部分,其艺术作品感不强。现在把书法作为艺术追求,成为一种职业,于是在书写的过程中,就会有意识地去追求,想找到一个独特的形式,并且尽量的不重复。
再一个是书法的展示方式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书法展览是有计划的,将作品集中到一起交流的展厅展览方式,其交流效果更明显,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面更广。这和古代文人之间小范围雅集是完全不一样的,古代小范围雅集还是作为一种消遣,一种文人之间的酬唱、交流。
在创作形式感上,现代人表现出更加让人眼睛为之一震的效果,这种方法也比古人刻意的多,各种墨汁的使用,各种纸张的使用上都有表现。
现代人的市场意识也比古人强烈。当然任何东西都是双刃剑,市场意识一强化,为 “钱”而努力的人多了,缺少了对艺术的虔诚和创变责任感的追求。

宋涛:中国人比较现实,现在市场中畅销的书法作品,其风格还是趋向于“雅俗共赏”的,书法创作者为了照顾“雅俗共赏”的市场,都想着往这个路子上靠。刘老师说的创变责任感,可能一些书法创作者自己会在家里玩玩、探索一下,但是大多数拿出来去市场上出售的作品还是具备“雅俗共赏”的风格。这部分作品和这部分人在市场上占了绝大多数,而接受者一直生活在这种“雅俗共赏”的审美状态之下,他们肯定就会觉得“雅俗共赏”是书法的最高境界。这会不会影响接受者和创作者审美的多元性,减少国民对书法艺术更多学术层次的思考?

刘宗超: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雅俗共赏”就是说还没有找到更高的学术性的艺术标准,我们更多的是存在一种不左不右的中间状态,靠左、靠右的接受起来都会感觉勉强,中间一类人是比较主流的。真正的探索性作品在艺术市场上未必能得到肯定,尤其是创作者在没有综合社会影响的时候。古代的书法大家都是有着特殊身份、有着综合社会影响的一批人,如魏晋的书法家多为名士,唐代的多是官僚,宋代的多是大文人,元代的多是画家,明清的多为考古学者。
艺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最终的目的不应是单单获得金钱或地位,而是让人的心灵得到一种净化,让人活的更崇高。看了优秀艺术作品,不高兴的时候能高兴起来,高兴的时候能冷静一些。艺术作品是能够补充心灵需求的东西,它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感,有了这种超越感,人就活的崇高,太功利太现实不会产生崇高。“雅俗共赏 ”也许就缺乏了一点崇高,大家都欣赏的未必就深刻,大家都那样做的也未必就对。

宋涛:改革开放以来,书法三十余年的发展,呈现了诸多的书法流派、主义,如“书法新古典主义”“流行书风”等,落实在取法对象上有尺牍风、明清调、二王书风等。有人参照“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的评论总结当代书法尚“趣”,尚“形”,尚“式”等等。“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是对一个时代总体的评论,我们当代书法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才三十余年,就提出来尚什么是不是有点早?刘老师觉得当代书法尚什么?

刘宗超:这种说法是后来人对前代的一种概括。自己评价自己,可能带着很大的不准确性,也许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但是大家有这种意识,想必是对当下书法创作规律的一种总结,有时候是出于批评的目的。
这个时代的特点要继续按照前人的思维方式总结,未必就那么合理,就是说我们未必一定要考虑这个时代崇尚什么。现在人或许更重视名利,有急于求成的心态,更注重外在,按道家的说法是“重外必内拙”。任何东西只要太重外在的,内在的可能就空缺了。对于这个时代的书法从创作者来说,崇尚的可能就是一种艺术的创造状态,一个职业化、专业化的走向,这种职业化、专业化的走向古人没碰到,我们现在是碰到了。可以说,现代人重“艺”,古人重“道”。

宋涛:刘老师觉得具备什么条件的书法家或书法作品可以在书法发展史上留下一笔?

刘宗超:从理论上来说,凡是存在过的书法家或书法作品都是书法史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书法史是由具体的人写的,不同书法史家所掌握的史料,所持的史观和史识都会不同,书法史不会是标准的或理想化的,书法史是书法史家的“创作”,对书法史来说,具体的某本史书都会有一定局限。如果说但对书法发展具有意义,并不是所有书法家或书法作品都能做得到的。只有那些推动书法发展或顺应书法创作潮流的才有意义。
书法家或书法作品是相互造就的。经典或代表作都是具有形式和内涵极为丰富的。首先作品本身要有高难度,可以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来。其次,创作出来的书法作品还应该有故事可讲,不光是一个漂亮形式,谈起这个作品能让人想到它承载了时代、承载了创作者一些丰富的信息,如果缺失了这个东西,这个作品也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去,或者说不够深刻。从接受上看,作品应该为大部分人所认可。还有就是作品内容应该是自己的诗文,不是抄录别人的,这对书法家的文化修养提出了很深的要求来。一个经典的艺术作品是一个“球形”的立体,而不是孤立的一条线。
一个书法创作者,应该是一个有一定影响的、修养比较全面的文化人,或者在书法以外的某一个领域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有社会化的意义在里面。一个艺术家,要有才气,然后得有运气、人气,三气合一才能更有造就。

宋涛:“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去年教育部下文号召有条件的地区在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每周开设一节写字课,可以说从国家教育的层面认识到了书法在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刘老师一直在大学教授书法,处于教育的第一线。针对书法教育,刘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

刘宗超:我在高校从事书法专业教育也已经近20年时间了。我想若探讨“书法教育”,需要兼顾三种不同的类型:学校书法教育、家庭书法教育和社会性书法教育。如果说书法教育出现问题,实际上这三种方式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而言之,当代书法教育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尚人格教育与传统文化修养的教育。“厚德载物”、“写好字先做好人”,这是我们教育的根本所在。虽然,艺术作品只是艺术家审美个性的外化,作品不能等同于艺术家的全部,尤其是很难和艺术家的道德、观念完全吻合。但是,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选择和接受毕竟要考虑到其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以人论书”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其导向性不能变。综合修养无论是对于为人、还是为艺,都是非常重要的。刘熙载说:“坚质浩气,高韵深情,缺一不可为书。”而这只能从“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中得到。“读万卷书”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学识,“行万里路”则是在生活实践中,获得对人生的更多感悟,同时也是把自己的学识融入生活中的一个过程,从而达到“变化气质,陶冶性灵”的目的。
对书法的理解可以说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文字的;一个是文化的;再一个是艺术的。从文字的角度来说,写一手漂亮美观的毛笔字是基础,这是一个人的门面。从文化的角度看,书法承载的文化含量太重了。古代进行书法教育,其实就进行了一种人格的教育,一种为人处事的教育。比如说写一横,讲究藏头护尾,通过这个道理教育孩子做事不要过火,要含蓄;说书法笔画要力在笔中,做人一样不能糜弱,得崇尚阳刚之气,这个都是可以通过书法教育传递的。20世纪初的一批文艺家,如林语堂、宗白华、邓以蛰等,在社会转型的阶段,找到了书法的文化价值,他们觉得西方人是通过人体发现了美,中国人是通过书法发现了美,中国人做人的规范是从书法传递下来的,所以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浓缩。书法教育也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义,润物细无声,通过书法、通过美的艺术形象传达给孩子更多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从艺术的角度来谈书法教育,可以说是给孩子一种美感,在他们繁重的学习之余,能有一种接触身边艺术的亲切感觉,由此获得了精神的放松和休憩。所以说,无论是文字的、文化的,还是艺术的,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及其文化的传承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宋涛:从事书法理论研究、创作以及教育这么多年,刘老师感觉当代书法领域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努力?

刘宗超:当今盛世,书法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像现代一样面临前面所言那么多的发展的困惑和挑战。对此应该强化一种忧患意识。
当前,书法创变显得有些举步维艰。传统式创作进入“精细”发展状态,创变的格局愈显得细琐与单调乏味。现代式探索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创变激情,日益萎缩,几至消失。现代的书法创变陷入了一个过于“平稳”的发展状态。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解决书法创变的核心问题,也没有解决传统书法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时代氛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我们的一些书法家还在自我虚设的情境中陶醉不已。展览的作品仿佛也是在走“模特步”,临摹集字也当成了自己的创作,依然抄写“古诗一首”,依然把“世故”当作“成熟”。在反复的制作过程中,艺术创作的激情大为削减,外在形式先声夺人的作品失去了深厚的人格力量和感人至深的艺术意味。书法界应该重新寻找并正视书法现代创变的“问题”情境。
当代理论研究成绩颇多,但是现在也缺乏一些激动人心的声音,因为“注水”和虚伪的东西过多,一些研究缺乏对伟大艺术传统的敬畏感和高度的敬业精神,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倾向。我曾撰文认为:研究对象的厚“古”薄“今”,研究范围的崇小抑大,研究方法的重考证轻阐释,研究结果以“唯一”代“多元”,是当今学术研究应该引以为戒的几种不良倾向,是不良治学风气的表现。书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还有待书法界同仁的不断努力。

(宋涛根据录音编辑整理)

 

   采访刘老师时,他正在中央党校参加培训。中央党校毗邻颐和园,出地铁北宫门站即到。其空气清新,环境安静


   要想迈进这个大门,需要提前申请


   我与刘老师找了个茶馆,开聊~~


   


   


   风~~


  刘宗超书法作品    

草书条幅 李白诗《广陵赠别》

楷书横批 高适诗集摘录

小楷扇面

草书作品

 

行草条幅李白诗句《关山月》 2011年

草书条幅 温庭筠《处士卢岵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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